卫生部在新近完成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中，勾勒了2020年中国的健康图景：主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提出10个具体目标和95个分目标的量化要求。

即人均预期寿命将从2005年的73岁增加至2020年的77岁；婴儿死亡率会从2010年的13.1‰减少至2020年的10‰；孕产妇死亡率要从2010年的30/10万(人)降低至2020年的20/10万(人)；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2010年的16.4‰下降到2020年的13‰。更重要的是，首次提出规划实现的财政保障措施，即履行政府职责，加大健康投入，到2020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6.5%～7%。其中，政府卫生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11.0%。

距离“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时间还有八年，而实践中的距离又是多少?

慢性病患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已成为时下中国健康领域的棘手问题，病毒性肝炎、结核、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防控问题仍旧突出，城乡居民的疾病负担仍旧沉重，尤其是大病。而生活方式、环境污染等因素，也对居民健康的危害日益增大。

中国于2009年启动了新一轮医改，探索以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式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刘远立认为，中国的新医改是解决“病有所医”，而“健康中国2020”还要实现“病有所防”。

刘远立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卫生体系学创始人之一，直接参与了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的制定。在总结了诸多国家健康战略的实践经验后，刘远立指出，健康战略的实现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足的资源投入、多部门协同机制，更重要的是进一步鼓励和支持(而不是限制)社会组织的参与。

“健康中国2020”两大关键目标

中国期待到2020年国民的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已有的国际发展实践经验中，是否也有国家曾实施过类似的发展战略?其在目标和指标的设定方面，与我国有哪些不同?又对我们提供了哪些参考?

刘远立：其实，制定健康领域的战略规划对于很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来说，并非罕见。

上个世纪70年代由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阿拉木图宣言”就提出到2000年实现“人人健康”的目标。进入21世纪时，联合国又提出以反贫困

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健康人民1990”、 “健康人民2010”、“健康人民2020”的十年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恐怕是目前世界上在健康领域规划周期最长、指标最全面、涉及部门最多的一个国家。泰国的“30泰铢计划”(全民健保计划)十分强调降低医疗费用的个人负担， 墨西哥的“大众健康保障”计划也明确提出了增加政府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等量化指标。

“健康中国2020”则是基于中国在未来10年所面临的主要健康挑战、客观存在的主要薄弱环节、我们拥有的主要比较优势等制订出来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意了系统性，例如：既涉及传染性疾病又涉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二是突出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和中医药作用的发挥，与正在进行的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相辅相成;三是强化了政府的作用。

在“健康中国2020”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指标中，您认为哪些目标是最关键的?

刘远立：我认为最为关键的有两类：一是有关脆弱群体，二是有关资源保障。

过去的很多规划只注意平均数、平均水平的提高，而不太注意公平性和关照脆弱群体。改善脆弱群体的健康状况不仅是个公平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效率问题，因为与非脆弱人群相比，花同样的钱所带来的脆弱人群的健康状况改善，其幅度要大，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总体人群的健康水平。

至于资源保障，是指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就会出现“规划规划，墙上一挂”的现象。因此，“健康中国2020”明确提出政府卫生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11.0%(目前只有6%左右)。没有这个指标，其它很多指标就很可能落空。

中国提出“健康中国2020”战略出于怎样的考虑?从现在起到2020年，实现这一战略的过程将面临怎样的客观环境?

刘远立：首先，“健康中国2020”战略是新医改战略的一个必要而有力的补充。如果说新医改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病有所医”，那么“健康中国2020”主要解决的问题则是“病有所防”。

我们还应当看到：提高健康公平性，确保医改成果为人民共享，实现社会经济与人民健康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另外，实施以重大专项、重大工程为切入点的国家健康领域和健康产业发展战略， 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有一些重大的发展机遇，包括人民健康消费“内需”的迅速增加，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技术给医疗供需双方所带来的便利

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从现在起到2020年，实现这一战略的过程还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一些不确定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减缓，人口老龄化在加速，过去几十年所积累的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公共卫生危险因素正在发酵，慢性病在很多地区将出现井喷式的爆发。政府原计划的重大卫生投入会不会因为突发事件和决策者及其理念的变化等原因而不到位。

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的参与

从国际经验看，哪些因素会成为影响国家健康战略实现的关键因素?相关国家的实践是否有这方面的教训?

刘远立：首先，经济增长是基础;其次，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像泰国的全民健保计划就由于政变引发的政治动乱而搁浅。

在以上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还有两个关键因素：政府的强力推动和社会的广泛参与。因为一系列重大的公共卫生行动计划，只有在政府的大力投入以及组织动员全社会参与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障。因此，包括泰国和墨西哥在内的不少国家都通过了相应的法律，为政府在健康领域履行其持续投入等不可或缺的责任建立了制度性的保证。

2020年中国健康要达到95个目标

从中国宏观制度环境看，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面临着哪些制度和政策上的问题?

刘远立：第一，如何搞好实施过程的精细化管理。

近些年来，特别是“非典”以后，中国的公共卫生工作得到明显加强。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预防工作和防治结合方面搞好“精细化”管理?例如：虽然在新医改方案中就已经列入了“两癌筛查”(乳腺癌和宫颈癌)的内容，但在各地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筛查技术如何进一步科学化、标准化从而降低“假阳性、假阴性”的问题，以及确诊后治疗手段的适宜性如何得到重视(是不是动不动就要手术切除?)等问题和挑战。

第二，如何有效地开展多部门协同作战。

影响大众健康的因素很复杂，很多因素远远超出了医疗卫生的专业领域，例如：环境危险因素的控制要靠工业和环保部门来抓，降低层出不穷的交通事故要靠交通和交警部门发挥主要作用。即使上述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健康中国2020”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需要建立多个部门的持续不断并行之有效的协同机制。

第三，如何进一步鼓励和支持(而不是限制)社会组织的参与。

要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光靠政府是绝对不行的，这不仅是因为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资源和能力有限，而且还因为健康是每个人的权力和责任。国际经验表明：充分发挥包括“病友会”在内的民间社会团体的作用不仅必要而且有效，对于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有良好作用。

弥补健康领域的投入“欠账”

到202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目标是11.0%，相比2010年几乎增长了一倍。那么确定这一比例主要考虑了哪些因素?

刘远立：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持续增加的情况下，让政府在健康这个最为重要的民生领域增加投入是完全必要也是可行的。说它必要，首先是因为实施一系列重大的公共卫生行动计划本身需要增加政府投入。与此同时，由于很多政府官员还保持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心态，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包括健康在内的社会领域的投入就很容易被忽视，这也是为什么实施新医改国务院还要和省政府签责任书。

从表面上看，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到2010年要翻一番，但这是同现在的极低水平(6%左右) 作比较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卫生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这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普遍现象。不过，美国联邦政府卫生投入占其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20%，州政府超过30%，确实带来了相当大的财政负担，中国也需要“未雨绸缪”。

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将医疗致贫率从2010年10%降到2020年2%。从国际范围看，这是一个合理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重点需要哪些措施?

刘远立：大幅度降低医疗致贫率确实很重要，我倒不在乎具体指标定在2%或1%更为合适的问题，因为医疗致贫率的分子分母都在动态变化之中，重要的是明显降低老百姓看病的经济负担，这是其一。

其二，单纯使用“医疗致贫率”不足以反映医疗服务个人可负担性的变化，还要关心那些由于“看不起病”而不去看病的人群，因为这些人群由于花钱很少甚至一分钱也没花，因而并没有被“医疗致贫率”这个指标所涵盖。

其三，提高医疗服务的个人可负担性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提高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和保障力度，即提高报销比例、要求保障部门该花的钱要花出去，而不要让保障基金有过多结余;第二件事是合理地控制医疗费用，也就是要注意社会可负担性能否持续的问题。

所谓“合理”就是要一方面认识到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在所难免，另一方面要注意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系统工作效率。美国科学院的一个智库最近测算出：2009年美国医疗领域的浪费高达7500亿美元，其中包括：不必要的医疗服务2100亿，低效率的服务1300亿，低效率的管理1900亿，过高的价格1005亿，失去预防机会550亿，弄虚作假750亿。我相信，在中国做类似的研究有助于帮助决策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更加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的支出和增长。

2020年健康产业占GDP比重达6.5%

在“健康中国2020”目标中提出，健康产业达到6.5%，仅比2010年增加两个百分点。这是否意味着健康产业的发展仍面临较大的难度?

刘远立：长期以来，不少国家的政界和学界都缺乏对于医疗卫生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健康中国2020”战略则将健康产业的发展摆在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提出到2020年，健康产业占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比例要进一步提高，达到GDP的6.5%。

这是高还是低?到底多大比例算“合理”?我回答不了，世界上也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因为不同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会不同的，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从全球总体发展趋势看，传统的医疗保健业，如：医疗服务业，生物医药产业，医疗保险业等方兴未艾，新兴的医疗保健产业如老年护理、医疗旅游、休闲保健等行业开始蓬勃发展。

健康产业占GDP的比例到底反映的是什么?

刘远立：从产出角度来看，这个比例反映了该产业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而从花费的角度来看，它又反映了某一阶段社会总资源被某个领域所占用多少。比例越高，说明用于其它领域的可支配资源就越少。因此，健康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

从国际经验看，2010年低收入国家卫生总费用占GDP的平均比重为6.2%，高收入国家该比重平均为8.1%，金砖国家中巴西和印度该比重分别为9%和8.9%，中国目前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仅为5.1%。那么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在2020年时达到6%-8%并非异常。

这也意味着，中国健康产业存在着一定的发展空间。与其它产业一样，健康产业的发展必然受到供需双方因素影响。但健康产业是个特殊的产业，它的投资密度大、回收周期长，不可能一下子得到众多投资者的追捧。此外，健康产业是个技术性极强、对高端人才依赖度极大的行业，而人才的培养和造就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该领域竞争最核心的表现就是人才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