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位博士后亲临我的办公室，与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他谦虚地说慕名而来，网友介绍而来，研究我的博客之后而来。其实，我从中得到很多启发。他现在准备开题的题目颇为创新，他设想字不影响国家大政下，不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下，构建一个新医改形式下的医院第三效益模式。长谈之后，他对着我坐位后唐人李忱的《瀑布》：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但愿一生如同瀑布奔流不息，终归大海作波涛。

一个新中国一系列重大政治变革的经历者、观察者，一个善于用病理科医生思维探究问题的思考者，一个在官场打磨了多年依然具有鲜明棱角的卫生官员，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记者本期专访廖新波，为您呈现一个精彩的医生哥波子。

记者：博客、微博厅长，明星官员，您走了一条不同于一般官员的路。有人说是由于您的留学背景，所以思想比较开放，您怎么看？

廖新波：我认为这是一个方面，但也跟我成长之路中各种历史事件对我的启迪有关。因为我这个年代经历过的社会政治变迁很多，出生在经济困难时期，经历过文革，也经过改革和现在。政治环境的变化，引发我的思考，因而不是人云亦云。

当然还有学习。不管是病理科医生，还是院长、副厅长，我都始终在学习。我有幸在组织部的选送下到牛津、哈佛去学西方的公共卫生管理理念，所以对目前中国公共卫生所出现的理论性的混沌状态表示一种诧异。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到国外学习过，就没有把国外的先进经验学到呢？把国外一些唯利的、趋利的行为学到了，而一些公共性、公平性的却学不到。

记者：您曾经说过“如果不当官，我一定是个好医生。”您曾经是一名病理科医生，医生和官员您更喜欢哪个职业？

廖新波：其实，医生和官员，道理是互通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还是喜欢官员这个位置。因为官员从事引导或引领医疗走什么路的问题更具有挑战性。如果要想医疗体制或医疗事业能够健康发展，为更多的人谋幸福，或使更多医生都有良好的职业习惯，或者使我们的政策更能够吸引大家向上、向善，而不是恶策，就是一个更好的挑战了。人活着得有挑战性才有意义是吧？如果都做好医生，谁去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呢？
当然，作为一名曾经的病理科医生，我受益匪浅。病理就是研究疾病的发生、进行和规转。所以用病理学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去研究社会现象，尤其是研究我们的医疗体系出现的问题，我想是再恰当不过了。有了看病难、看病贵，我们再反思为什么会有呢？比如说有个肿瘤，为什么会有呢？这个弊病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比如说医生收回扣、收红包，为什么会这么普遍呢？一个人患白血病，可能是他易感性的问题，如果这个地区很多人都得白血病，我想就不是人的问题，而是环境的致病问题了，这个就是诊病的规律吧！

记者：您对医生群体的利益非常关切，经常为医生的利益呐喊，这是否跟您的医生经历有关？

廖新波：如果没有做医生的切身感受，那就没有现在的切肤之痛！因为现在的医生虽然有错，但错是谁造成的？为什么这么多错？就像我们十八大后的反腐，为什么这么多腐？从政策的制定上，医生没有得到价值的体现或者认可，而政策又迫使医生是一种趋利的，不趋利很难生存，所以医生们的怨气我是非常之理解。你不叫医生向钱看，院长都不准，他们的职业都难保，何况还有家人？所以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回答！我们不需求医生护士他们有很崇高的境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就足矣。医生应该除了看病无它，如果政策使医生是趋利的，那么政策就有问题啦！

记者：对于国外的医疗体制及理念，您认为我国最亟待引入的是哪些？

廖新波：最亟待引入的是政府办医的一种理念和观念。政府要明白为什么要办医院，提供给社会民众的医疗应该是一种公平性的，而不是针对某集团利益的。不是利己的，是普世的。所以假如我们办医的观念都不明确的话，那就必然想使医院去赚钱，而减少所谓的政府支出。如果政府明白的话，它必定是公平的、合理的使用现有财政，为民众谋医疗福利。

记者：关于医改，中央部署鼓励大家勇敢地试，医改模式遍地开花。您是支持地方试点选优推广，还是支持制度的顶层设计？

廖新波：我认为顶层设计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医改到第四年快结束了仍然是让各地医院积极去试点？这就是说明我们医改的顶层设计还是处于左右摇摆，或者说混沌的状态。这不仅仅是我说的，韩启德副委员长也在医改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急迫要解决的问题是理论的问题。没有一个理论怎么试啊？”。所以医改三年了，我们该做什么？应该是放缓脚步，去思考我们三年多的试改。去总结经验，以使医改沿着我们的医改方向去走。医改的大方向非常明确，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嘛！
所以现在各地都在做，依然没有系统、成熟的总结报告出来，更不要说经验了。一些所谓的经验多是部长们、领导们孤芳自赏，更多的是出于领导的鞭挞；一些总结报告，只看到成绩没看到缺点。医改三四年做了很多东西，大家确实也很辛苦，但是如何使它做得更好、更实在呢？我们的党报曾经提出，我们不能满足于数字，其实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确实存在着数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数据背后的虚伪，所以这就要我们客观去考虑。

记者：您多次撰文支持民营医院发展，然而民营医院目前始终无法壮大，你对民营医院未来几年的发展怎么看？

廖新波：我是看好。看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主张的是走市场经济的路子，而且是号召继续走下去、继续的开放。这就是一个大环境。但是能否做到就是我们要考虑的了。怎么去考虑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确公立医院该做什么、民营院该做什么。如果我们也把公立医院放到市场去，那么公立医院以我独大，在政府的垄断下它肯定是比民营医院具有先天的优势，民营医院想发展也不行。所以说，不管我们的政策如何华丽、吸引人，都不能使民营医院可生存。

记者：关于预防与康复，我曾经在长城会上采访过胡大一教授，问他政府是没意识到还是不愿意去做，他说卫生部已经意识到了，但卫生部是最没有能力的部门。您怎么看？

廖新波：我很赞成胡大一教授的医学观点。其实医学的本质是减少发病或者不发病，得了病之后怎么防止器官的多功能损害。其实更多的应该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医保部门去做的，但是目前他们仍然是一种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支付观念，就造成了人们忽视健康。如果说观念是错的，那就越走越远了。现在医保可以去买日常用品，这就说明是一个很糟糕的医保支付制度。政府应当加大对预防和健康教育的投入，目前这块几乎没有。

记者：关于黄洁夫副部长的异地行医事件，您怎么看？

廖新波：黄洁夫副部长异地行医事件老实说由来已久，屡见网上。从执法的角度，肯定是违反了目前的《执业医师法》。人们也在戏称，他位置高，“刑不上大夫”，但是也引起我们的思考，这样的一个执业政策合不合适？既然不合适了为什么我们还死抱着不放？所以我说我们的医改与我们的理想是相违背的。比如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事实上改革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去实行呢？美国以州的范围来允许医生执业，但允许多州登记。而目前我们还只是一两个点，还规定副主任以上。所以在这么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政策下，必定有更多的人走穴！要不要制止呢?按理应该制止，不制止就是一种行政不作为。当然到目前为止，我的桌面上还没有人举报谁多点执业，如果谁跟我举报的话我就头痛啦，因为黄部长也这样做了嘛，是不是啊？哈哈……我要写信给卫生部问怎么处理吗？这又难为卫生部了是不是？从洁夫部长的“多点执业”我们应该使意识到，要加快对医师法的纠正了。

记者：您担任了9年的副厅，未来的路是怎么规划的？

廖新波：说老实话，走上了仕途，谁不想官升一级、年年进步啊？因为进步了就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位置越高，声音就越强。我的声音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家支持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的位子。假如说我处在副院长的位置，我可以吗？有人听吗？没有！所以有了这个位子我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我的理想。别人的理想我不知道，我是希望我们的医院能够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有句古话说得很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成就成，不成也就算了。因为我副厅快十年了，广东的政策，十年的副厅没有什么错误，可以获得正厅的待遇，但是要成为正厅长去统领整个卫生行业我想我是不可能了。在这个位置，不撤我的职我已经很高兴了，这是我的真心话。我认为目前我还是去做一些事情，比如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医疗问题来引起人们的思考。

记者：提到女儿您总是父爱洋溢。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父亲吗？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廖新波：作为一个父亲，我认为责任是很重大的，尤其是在孩子心智未成熟的时候，一种启迪，启迪她如何去思考。做父亲还有一种慈爱，对孩子身体的一种关照。在正常的状态还是让孩子们去博览群书，培养一种独立思考的品质。其实我并不优秀，因为我很忙，但是我很善于买书给孩子。从我的女儿从三岁开始识字读书，从开始要父亲讲故事到她自己去看故事书，六岁之前她就明白了很多道理。我觉得当代的父亲最缺的就是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尊重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