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博标本般的丰富含义和多重表达方式,对于所有关心中国医疗卫生产业改革的人士来说,其参考与借鉴意义。——张阳

民营医院首先要沉得住气，不要盲目贪大，要根据自己的发展需求来做。其次要找好的合作伙伴，在国家政策、政府支持之外，对医院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内因。

从医疗投资到三博医院，十年间，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院长张阳趟过一条社会资本办医院的路。

2004年，栾国明、于春江和石恩祥等三位脑神经外科的顶级医疗专家从医院“单飞”，以4000万元的资本创办三博脑科。张阳是投资人之一。“三博之前我们在做医疗设备，通过医疗设备的调试和运营跟医院取得了联系，正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专家愿意一起做这件事。”

在张阳看来，创办三博之路顺理成章。他还记得三博首席专家于春江教授当年留学归国后在北京天坛医院工作，看到很多外地病人为了得到好的治疗，在北京一等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深感老百姓看病实在是太难了。“我们创办三博，就是希望为广大患者打开另一扇方便的在京求医之门。当时大量回国的优秀医生虽有技术，但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公立医院的人才培养受到很多限制，要为患者解决更多问题，我们不仅自己要会做手术，还希望能带动和帮助一批人来提供令患者满意的诊治服务。”2008年，三博脑科迁址到香山一棵松路，在天坛医院工作了22年的麻醉学专家王保国也加入了这家民营医院。

三博的概念，也不同于很多人所想，是因为医院的主要创始人——栾国明、于春江和石祥恩是我国神经外科界泰斗王忠诚院士的博士。张阳阐释道：“三博是指‘博医、博教、博研’的办院理念。”

打造“学院型”医院

2010年，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加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行列，成为该校唯一的民营临床医学院，设有硕士点、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自那时起，张阳就为医院定下了一个最高的战略目标：打造“学院型”医院。

栾国明说：“我自己是一个医生，所以非常能体会医生的心境。医生不愿来民营医院，舍不得‘铁饭碗’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在科研、晋升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待遇。在公立医院，医生可以申请科研经费，做实验，在专业领域继续深造。而民营医院常常被认为‘一门心思只赚钱’，因此申请国家科研资金的可能性非常低。根据目前医师考核体系，如果没有高质量的课题和论文支撑，职称晋升的机会渺茫，这也中断了医生个人职业的发展。”

因此，在最初设计医院时，“成为高校临床医学院”这个目标便深深印入几位创业者的脑海中。虽然在医疗专家之外，创业团队还包括了投资方和运营管理者，但大家都把三博当作一份长久的事业来做。他们认为，提高业务能力，光靠医疗“一条腿走”远远不够，一定要开展科研，多总结，使经验升华，并在教学中将优秀做法加以传播。

由此，建院之初，三博便树立了“博医、博教、博研”的愿景。依托于首医大附属复兴医院的合作形式，三博第二年便申请成为首医大硕士点、博士点，2006年又成为卫生部全国神经外科医生培训基地。2007年首医大整合神经科学，成立神经外科学院，分三系一所，三博作为首医大神经外科学院三系之一，与天坛医院、宣武医院并列其中。

张阳总是带着骄傲地讲起三博的发展历程。“2008年，三博复兴院区与三博香山院区正式合并。站在三级专科医院新的起点上，我们开始思索能否成为首医大的附属医院或临床医学院。又经过两年多的磨合，终于达成心愿。美国一流的医院均为学院型医院，三博创建学院型医院无疑是必然选择。为实现医院健康发展，打造自身优秀的人才梯队，科研教学的平台建设必不可少。”

张阳说，医院是专业化程度很强的服务系统。在经营之外，只有把学科建设做好，才能实现医院的长远发展，而高校在这方面水平位居前列。通过借鉴其成功经验，三博便于找到一条快速复制的道路。“博医、博教、博研”中，医疗是根本，教和研是两个翅膀，有助于飞得更远更高。”

在张阳看来，对医院而言，医疗是今天，科研是明天，而教育则是后天。大学的科研教学体系非常完备，是人才的摇篮，科技的殿堂，是医院赖以发展的源头，成为大学院校的附属医院，大大提升了该院的底气。2011年，该院开展的神经外科手术量达到2300台次，围手术期死亡率为0.5%，而国际上是1.5%，也就是他们的手术标准超过了国际水平。同时，这个手术量相当于一个四、五千万人口的中等省份全年的同类手术总量。张阳时常讲：“如果全国办起10个三博脑科医院，覆盖的人口将达到四、五亿，能为全国人民解决的问题不可估量。”

瞄准“学院型”医院，三博医院的科研也是硕果累累。10年来，他们先后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863”计划、国家“973”计划及北京市等各类科研项目40余项，成功申请北京市癫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重点实验室，在北京市成立的脑重大疾病研究院依托的5家医院中，该院是唯一的民营医院。

全程参与北京医改

1980年代，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社会资本获得了兴办医院的权利。2000年，为了鼓励民营医院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针对民营医院出台了“免税3年”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2004年，卫生部明确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医院。2005年，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大力度扶持下，民营医院经历了短期繁荣。

随着中国医疗事业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国退民进”渐成风生水起之势，当众多非国有医院相继成立时，三博医院在给更多病患带去生之希望的同时，更在北京医改进程中为中国医疗产业的改革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博样本般的丰富含义和多重表达方式，对于所有关心中国医疗卫生产业改革的人士来说，其参考与借鉴意义。”张阳介绍，北京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政策》从征求意见稿到最后定稿，全程对他们开放，相关负责人多次到他们医院实地调研、座谈，听取他们的真实想法，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建议，把民营医院实际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与障碍都写到了文件里，这对民营医院是最大的支持。“当前，国家在努力推动公立医院改革的同时倡导发展民营医院，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大形势对民营医院非常有利，但具体操作上还有土地、医保、物价、税收、人才等多方面的政策困难，这些困难导致大多数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完全不在一个竞争平台上。国家鼓励发展民营医院，首先要确保社会办医的平等地位，特别是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要像北京这样公开、透明、开放，让民营医院参与进来，发挥作用。”

北京三博的成功引来各方关注。民营资本创办医院的背景，使得医院在运作上“船小好调头”，也可以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提高医院的运营水准、效率。

新医改里程碑

“2009年，在诸多民营医院中，三博医院相继首批经审核后成为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三级神经专科定点医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公立医院高大的身影足以让任何觊觎其市场份额的竞争对手望而生畏。然而，靠技术吃饭、专门解决神经系统疾病的民营医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却异军突起，10年成就了一个‘短平快’的经典案例。”张阳欣慰地谈起三博的成就，如同讲到自己的孩子。

有专家认为，北京三博成功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开辟了一条高端技术服务市场的办院之路。发起创建该院的3位神经外科专家栾国明、于春江和石恩祥均是王忠诚院士的高足，慕名前往该院的各地患者络绎不绝。

而张阳则有自己的解读，他理解的社会办医有两个形态，第一个是所谓的投资型，第二个是技术型，北京三博脑科是技术加投资，走了一个中间体。在建院之前，医院的创始团队里面有神经内外科的专家作为创始股东，也有职业投资人，也有专门做运营管理的。“同时，医院的发展也得益于整个社会办医大环境。在过去10年中，三博脑科医院拿到了一些第三方的认证资质，并且在2010年成为了首都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三博脑科还拥有国家的重点专科，也是首批的国家亚专科培训基地，国家各种各样的基金、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三博也都有。”

在张阳院长眼里，民营医院的发展可以走不同路线。三博建院之初的目标是好医院、大医院，医教研一体化，医疗是国家一流的。在科研方面，要有专家在行业内有学术地位，作为民营医院，国家队做不了，做国家二队应该没有问题。教学方面，医院需要持之以恒的培养人才，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当医院定位清楚了，医教研一体化也可以，纯盈利性的也可以，纯盈利就把老百姓服务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患者就可以接受。

在大的政策已经开放的情况下，民营医院自己做一些尝试性的探索，政策方面是否落地，就看院怎么去做。张阳有自己的思考，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外，很多科研项目其实完全对民营医院开放，但客观来讲，很多民营医院不具备这个方面的自身条件，并且对申报条件、申报途径也并不清楚。“最近医保可能也要对北京一千三百多家社会办医的医疗机构开放，这对医院很重要，相当于给了民营医院一个发展和报销的平台。办院模式是否有价值，在于它能否持续稳定，是不是具备可复制性。”经过多年实际操作，他认为对两种办院模式必须认真思考。一种是当前极为普遍的“广告医院”模式。尽管红极一时，但张阳认为这种模式因为缺乏技术和社会责任感，必然不能持续稳定发展，终将遭到淘汰。另一种是技术含量很高，但办院目的是追求高额利润，只为极少数人或某个特定阶层服务，打造高端、豪华、贵族式医院，这也不是社会最需要的。他认为，只要是医院，不管民营还是公立，天职都是救死扶伤，这是不能背弃的。社会资本兴办医院，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和长远打算。

这种认识和北京市卫生局的政策构想不谋而合。“北京市优质医疗资源密集，但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患者纷纷进京求治，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同时北京市要引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寄予厚望，因此政策制定的导向很明确，就是引导社会资本兴办高水平的民营医院。”

“民营医院很受社会资本的推崇，中国最好的20家投资机构，至少有15家跟三博有过密切的接触。在医院发展过程中，医疗队伍是医院发展最基本的保障，资金对医院发展也至关重要。”张阳很是对民营医院未来倍感欣慰。民营医院要沉得住气，不要盲目贪大，要根据自己的发展需求来做。其次要找好的合作伙伴，就像找结婚对象一样，这个对象非常重要，决定你最后走多远。在国家政策、政府支持之外，对医院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医院的内因：团队和大家对大方向的看法。“社会办医的前景很好，民营医院要沉得住气，无论哪种打法，最后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