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开展研究试点有利于移动医疗和数字医疗的发展，降低其成本。但是何种证据比较重要?什么时候应该停止试点、实现规模化?这个过程会有哪些挑战?每家医疗机构都需要做无谓的重复性工作吗?他们可以借鉴别人的试点项目吗?

近期，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伙伴连接研讨会(Partners Connected Health Symposium)上，来自伙伴(Partners)、 哈门那(Humana)和加州医疗基金会(the California Health Care Foundation，CHCF)的代表们提出了上述问题。

加州医疗基金会创新总监Margaret Laws指出，临床机构的试点项目常常未能跟踪投资回报率。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在一个社区医疗系统中成功地开展一个项目，那么其他人也会开始做，”她说，“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对这样工作进行分析，白白浪费了时间和资源。”

技术与老龄化中心主任David Lindeman指出，用投资回报率评估试点项目的问题是很多医疗方面的最新进展都是预防性的，启动成本较高。所以短期投资回报率很差，给人一种假象。他介绍了他的团队评估长期投资回报率的计算方法。

伙伴人口健康管理医疗主任Sree Chaguturu指出，投资回报率此时就是一个赌注，试点项目没有显示任何证据。然而，他作为伙伴员工健康计划决策人之一，他要了解技术(尤其是监控或传感器技术)能否解决难点问题。

“雇主遇到的挑战是监视问题，”他说，“如果你提供这些传感器，你如何确保这是以敏感的方式完成的?那么还有如何使用数据的问题。干预的武器是什么?雇主可能有自己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但是如果你如何让哪些可以进行干预的人获得信息?所以挑战就是信任和干预。”

他还提到，医疗服务提供者常常不考虑技术支持的需要，人员机构也没有就位，所以无法管理了解新技术。

Laws和哈门那战略执行员Rajni Aneja谈到了需要特别考虑干预的目标群体。用户界面老年人能够使用吗?是否提供正确的语言?锁定的人群直接关系到干预的成败，但是如果不进行重复性的有效研究，很难在不同的地点使用同一战略。Aneja认为，随着数据的构建，是否适用将变得越来越明显。

“当我们思考向会员提供服务时，最好能够监控他们的护理情况，”她说，“我们在做试点的时候，他们建立了一种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将帮助我们实现更好的结果和更佳的护理。了解情况后，就会制定扩展计划。起初的规模都很小，以满足实际需求。但是一旦能够判断采用情况、结果和疗效，我们就推广到美国的其它市场。”

原文标题：What’s stopping mobile health interventions from scaling?

原文作者：Jonah Com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