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8日国务院印发《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国发〔2012〕57号）强调，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建立社区首诊、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加强城乡医院对口支援，调动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双方的积极性，建立合作双赢的运行机制。自此，“分级诊疗”与“医疗联合体”正式进入行业视线。2015年9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0号）进一步指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医药卫生事业长远健康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做《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示：2016年要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工作，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和农村流动。开展分级诊疗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笔者作为多年深耕在边远山区的一名医务人员，长期与基层医院和乡村医生打交道，接触了数万名山区患者，亲历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实施以来“新医改”的不同发展阶段，深感“分级诊疗”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顽疾”的良药，而“医疗联合体”则是实现“分级诊疗”最为重要的抓手。

“医疗联合体”是指，由一所三级医院，联合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二级医院和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组成“医疗联合体”，医联体内合作单位各司其职，开展分级诊疗与双向转诊。2011年在上海、广州就散见尝试与报道，2013年在全国广泛推行。联合体模式有协作单位、对口支援，甚至托管等方式，但因体制原因，无法在隶属关系、投入渠道、人员流动等重要环节取得突破，联合体内基本上没有人、财、物的实质性融合，虽然医疗联合体内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投入了人力、财力和物力，可结果却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医疗联合体甚至一度成为某些“三级医院”跑马圈地的光鲜托辞，或者仅仅是应付政府与上级主管部门检查的“假动作”。

出现这种困局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在传统思维与工作环境下，缺乏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和纽带。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给予我们一些重要的启迪，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互联网行业也快速地以空前高涨的热情加入到这项关乎我国全民生存质量和“国家安全”的民生工程中。“云技术”构建的各种单个垂直或综合“云平台”能够将“医疗联合体”紧密地焊接为一个整体，高效、快速、无缝隙地实现联合体内各项业务对接，从而将分级诊疗推向纵深，达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医改目标。

2016年3月24日，央视网报道了云南昆钢医院启动的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分级诊疗一体化模式，现场展示了在“医疗联合体”内通过“云技术”开展的即时心电会诊；2016年3月29日，湖北省人民医院在“互联网+智慧医疗”新闻发布会上分享了他们在“医疗联合体”内建设“影像云”的成功经验。这些案例的披露，说明在影像诊断、心电会诊、糖尿病管理等单项目和单病种方面，“云技术”与“云平台”的运用已趋于成熟。继2015年12月10号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实现在线诊疗的全流程应用之后，2016年3月31日，江苏省第一家网络医院-苏北慢性病管理医院宣告上线运营。网络医院是颠覆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更为复杂与广泛的“医疗联合体”，其模糊了等级、地域等概念，涉及病种繁多、管理品类复杂、信息与数据量巨大，如果没有“云技术”和“云平台”的诞生与运用，其营运与管理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

著名信息管理专家涂子沛先生曾在《数据之巅》一书中说：大数据是土壤，开放的数据即为土地上的河流，河流流过之处，就会孕育起发达的数据文明。我们相信在“医疗联合体”内大力推行信息化建设，用基于“健康物联网”的移动终端、各个成员单位的信息化及高科技设备，用信息化手段和云技术，规范地生产、搜集与传输系列医疗数据，在“云平台”对海量数据予以处理，能够在预约挂号、院前急救监测与协调、住院监测、双向转诊、复诊、慢病管理等各个方面与环节有效地、持久地联结“医疗联合体”众多成员单位，使每一例患者的诊疗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笔者坚信，只要做实了遍布全国各地的众多“医疗联合体”，分级诊疗的成功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