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以美国国旗为背景的图表信息上包含了各种随机数字

不久前，沃伦·巴菲特、杰米·戴蒙和杰夫·贝佐斯一起打破了医疗行业维持了三年的状态，公开对Haven进行了发布。美国整个医疗健康行业都因此而感到瑟瑟发抖，也正是因为此举让估值达4万亿美元的医疗保健股，一夜之间蒸发了数十亿美元。

这家新合资企业于2018年1月便进行了对外宣布，但此后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Haven的披露。严格来说，直到一年后——也就是2019年3月，Haven这个品牌名称才出现，而在此之前，公司是以合作伙伴姓名的首字母缩写来表示的，例如：ABC或ABJ。

即便公开面世，Haven对于自身业务方向等信息依然守口如瓶，只说它将“探索广泛的医疗保健解决方案，以及试点新方法，使初级保健更容易获得，保险福利更容易理解和使用，处方药更便宜。”

私募股权公司新山资本(New Mountain Capital)专门从事健康业务的董事总经理马修·霍尔特(Matthew Holt)认为，三家公司（亚马逊、摩根大通和伯克希尔哈撒韦）联合起来表示，他们已经被现状所困。对于行业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大事。他在接受CNBC采访时解释说:“这些高管仅仅是站起来谈论低效率和成本，就能对市场产生影响。”

2018年1月，在摩根大通(J.P. Morgan)举办的医疗保健年会上，戴蒙为约25名制药公司高管举办了一场私人晚宴。这场晚宴的目标很明确——主张降低药品价格。他告诉用参加晚宴的客人：“我们对医疗费用不满意，想寻求你们的帮助。”

当前混乱的状况以及Haven的崩溃状态，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行业此前一直坚持的信条。以往那些用来约束和管理的规则早已不再适用于当前多变的行业环境，只有像对待一门新学科一样对待当前未被满足的需求，才有望形成市场分化阶段的新的概念框架。

本月早些时候，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谈到了Haven的失败，他说:“Haven让我们了解到，要改变一个占GDP 17%的行业是多么困难。”他用他最喜欢的方式——比喻，来形容这一状况：“我们正在与美国经济中的一条绦虫作斗争，而这条绦虫赢了。”

“放弃控制医疗成本的企业高管并非只有沃伦·巴菲特一个。即便是这个国家最大、最有实力的公司，也没有足够坚实有力的杠杆去撬动当下的医疗体系。”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医疗政策执行副总裁拉里•莱维特(Larry Levitt)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要总结一下2020年给行业带来什么的启示的话，那就是公共卫生和经济健康运行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医疗健康”就是经济，全球达142万亿美元的GDP都与这个领域关联或在这个领域中流通。

事实上，“价值体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不再把GDP作为衡量战略是否成功的标准，而引入生态系统总产值（GEP）的概念，并将它作为“评估为人类福祉提供的最终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总价值”的重要参数。

换言之，当下医疗健康市场的转型，需要具备创新性和全局观的领导者，通过迅速聚集智慧观点，推动行业建立新的"基础设施成果"，从而打造全新体系。这些行为都是为医疗健康行业带来更好生产力的关键。因为竞争的轴心并非生态位的输入影响，而是新环境的输出影响。将共同来源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分析，才是谋求发展的压倒性优势。也就是说，真正的优势是“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或“更好的理解别人都知道的事”。这其中，从数据处理到背景分析才是我们要做出的转变。

事到如今，我们仍然未能重塑美国的医疗健康模式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成本”和“价格”的故事情节依然在延续50多年来从未改变的反馈环路。想要实现“颠覆”现状的野心，必须超越现状，跃入行动和想象的新轨道，用不同的维度思考问题。引用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的话：我们在与陈旧作战，这些“陈旧”不只是写在文字中，更存在于思想中。

所谓的“改善医疗保健的战略”与“改善”医疗保健没有太大关系;它更多相关于作为国家最终愿景的市场前景。“成本”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提升“医疗健康生产力”才是。Blue Spoon Consulting的执行董事约翰·基·辛格(John G. Singer)是战略和创新的领导者，他曾建议企业和政府对于上述问题进行大规模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