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疾病更让人绝望的专家

2007年2月，凌志军病倒了。医生在他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之后又在他的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也可以说是“肺癌晚期”。

和大多数病人一样，在变故忽然而至时，凌志军眼前闪动的，也都是惨淡的光。绝望之时，朋友建议他去北京天坛医院，并推荐一位权威主任。

凌志军认定这是他人生的关键时刻。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凌志军和妻子在昏暗的医院楼道中等待了三个小时。他们周围，也都是等候就诊的病人，绕着专家诊疗室外面的门廊坐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张脸都带着混沌不清的绝望和希望。

医院下班前，凌志军见到了主任。主任看他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核磁共振胶片上。凌志军强打精神，试图叙述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发现主任对此并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状。”凌志军努力提高声音，希望主任的注意力能转移到他身上。然而，主任只是再扫他一眼，因被打扰而显得不高兴。

“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他的一个病人，而不过是一个病例，在适当的时候自己送上门，做了他的教学标本。”凌志军说。

而作为病人家属，内心的恐惧与焦虑时常比病人更甚。身旁的妻子忍不住打断主任教学，问：“脑子里的东西和肺部病灶是否有关?”

“你想让它有联系?是吗?”主任连抛两个问题。

凌志军和妻子不再发声。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凌志军倚着妻子蹒跚而行。在经过等候和期待后，他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发票”、一篇演讲，以及带着问号的诊断书：胶质瘤?多发转移性病变待除外。一个“?”、一个“待除外”，这显得既明确又大有回旋。

凌志军既不能确定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切还在原点。

在此后的日子里，类似的演讲和诊断凌志军又遭遇了许多次，而他除了越来越焦虑和沮丧外，别无所获。

然而阴霾中偶尔也会透出一点微弱的光。

凌志军的妹妹也是医学专家，在比利时工作。她带来了国外专家的会诊结果——至少没有那么悲观。

妹妹向凌志军转述了外国专家的会诊经过。在一间拥有硕大读片器的房间，医生们把凌志军的全部脑部胶片，总计九张依次排开，悬挂半面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阅读每一张，又认真听凌志军妹妹讲述发病经过，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大约60分钟，然而仍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之后形成自己意见。这样的会诊，先后有过两次。

与中国医生的结论明显不同点有：脑部病灶50%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鉴于此，外国专家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但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的诊断。他们极力建议凌志军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请最好的医生，并当场推荐一位。

凌志军的妹妹怀着信任与希望，当机立断，登上从布鲁塞尔飞往北京的飞机。凌晨5点落地，她直奔那家医院。仍是300元挂号费，仍是漫长等待，仍是被充满期待的病人围绕。之后，妹妹见到那位神经外科的权威。他在九张胶片之中挑出三张，匆匆看了几眼，之后，接连说了几次“转移瘤”，并说“必须立即手术”。

“如果不手术会怎样?”——这或许是每个病人家属，都有的疑问。

“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说，第一次抬起眼。

或许没有人会听不懂“等着”背后的内涵。“等着”，即“等死”。

妹妹本想把国外专家的意见说给这位专家听，可没开口，便被打断。她听到他在招呼下一个病人。妹妹看看表，这次“特需专家门诊”，总计三分钟。

“如果真像医生说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战胜癌症的重要力量，那么我可以肯定，很多医生的表现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让病人绝望。”凌志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