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领地的“割据”与“门户”

只凭一些医生的作为，就来抱怨“中国医生”，凌志军说，从理智而言，他知道这是有以偏概全之嫌的。“但是从我求医问诊的经历来看，一个没有任何权利、金钱或者特殊因缘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形下都会有类似遭遇。”

当然，在求医路上，凌志军也遇到了不少真诚、谦逊、体察入微、善解人意的医生。在他看来，“一种医生只相信自己，另外一种医生也相信病人;一种医生只把病人当病例，另外一种医生把病人当人。”

“我不懂医，但我懂人。我知道该相信谁。”凌志军说。

于是，在颅内肿瘤不仅没有长大，而且还变小的情况下，凌志军没有听从“必须立即手术”的意见，这并非讳疾忌医，而是出于冷静和理性。同样是出于冷静和理性，在很多大夫认为他的肺部病灶并不打紧，是“良性病变”，比如是结核或炎症之类的东西时，凌志军选择相信一位“不近人情”的大夫的判断——“恶性。90%以上。”

在凌志军眼里，这位医生“从来不管对面的病人是什么来头，没有人可以从她那里得到一丁点照顾，也没有人会真的被怠慢……”凌志军觉得，这样不为外界所扰，专注于医治本身的人，可以“性命相托”。

事实证明，凌志军“赌”赢了。在听从这位大夫建议，手术切除肺部病变的部分后发现，是恶性肿瘤。因为手术及时，凌志军逃过一劫。

“我没有资格评价医生的专业水平。但是我担心，有一些非医学的因素，可能导致医生不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在凌志军看来，医生不等于医学，而是医学+人，因此医生的判断，就可能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而医疗体系中的弊端也不可忽视：医患之间严重的供不应求很可能造成医生普遍的麻木和厌烦。另外，医疗领地的“割据”与“门户”，也可能导致很多不该发生的误诊误治。

凌志军的妹妹曾让他准备一套完整的核磁共振和CT资料，以便她能够在国外请欧洲专家会诊。于是，凌志军请医院复制一套胶片，通过国际快递送往欧洲，两天到达。

可妹妹来电时表示不解，医院的计算机里都该有电子数码文本。互联网传输，一秒完成。

妹妹说，在欧洲，随便哪一家医院做透视扫描，医生都会把电子文本备份储存到电脑里，此后病人到别的医院会诊——任何一家，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调取使用，资源共享。

鉴于“国外经验”，凌志军再去医院，问是否有原始电子文本。真有。只是医院素来不向病人提供，病人也极少索求。“但医院工作人员懂得变通，我们交了200元之后，如愿得到两张光盘，上面储存着我的核磁共振和CT扫描结果。”

凌志军搞不懂，既然电脑屏幕能更便捷、更清晰地把影像展示出来，医生们为何还如此忠于胶片。而且，仅仅是自己医院扫描的胶片。

医院中，这样的“固守”还有很多。去看内科，他们可能会嘲笑外科医生“就知道动刀”;去看外科，他们可能会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谈论“化疗”与“放疗”。凌志军曾问一位西医大夫，“中医可能治疗癌症么?”答复是，“泡在中药里，肿瘤也不会小。”而凌志军的妻子问一位中医，“能不能做开颅手术呢?”“去吧，去吧，你要是想当寡妇，就去吧。”医生喝道。

“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一个高墙林立、壁垒森严、充斥着门户之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做不到的医疗环境，与医生的误诊率、病人的治愈率之间，有没有关系?”凌志军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