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新医改公认的最大亮点，是确认把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全体人民，你如何看待?

廖新波：这其实应该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和国策。长期以来，我国对卫生医疗事业一直没有定性，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无疑这是一个最大的亮点，为今后的改革奠定了方向。

其他国家对公共事业早就有非常明确的定性，保障民众的医疗卫生、教育、就业权利等，这是政府的必要职能，义不容辞。所以西方的体制是很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全社会各阶层人群提供公平的医疗服务。有了这个政策，社会才会稳定，政权才会牢固，这也是西方世界那么长时间没有骚乱、民众安居乐业的原因。

在医疗方案制定中，我们常提到美国的医保制度，它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可以说是“高成本，低收益”，你怎么看?

廖新波：美国是纯市场化运作，所以我们会反思，要不要走市场化道路?市场化道路是否能给市民带来所谓的“廉价的医疗服务”呢?美国政府以前是很典型的例子。政府不干预，放任市场，最后导致保险公司和医院谈判、病人和保险公司谈判。

市场行为本身的结果应该是优质高效，不是廉价舒适，我们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廉价高质，你认为有可能吗?做不到的!美国消耗掉了绝大部分的医疗资源而没有使人民享有利益，这就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

不过西方世界为全社会提供了基本医疗服务，人家的基本医疗服务远远超过我们国家。我们的基本医疗卫生费是人均15元，属于全世界较低的国家，公平程度是全世界倒数第四，效率排184位，这说明了问题。

你怎么评价“3+1制度”?

廖新波：我认为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初级制度，这个3+1制度最终还是要四位一体，这样才能体现公平化、均等化。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或者实现起来不走样?关键是要落实到各级政府，重点在基层医疗。

如何纠正“以药养医”、“药事服务费”的提出，有助于缓解吗?(有地方提出，以后取消公立医院的加价售药，而向患者加收“药事服务费”--也就是患者享受医生诊断和药品调剂等服务所交的费用。)

廖新波：“以药养医”其实是当年政府为节省财政支出的一项权宜之计，但这权宜之计一用就是几十年。这个政策带来的一个效果，就是医生本身的价值没有充分体现;而另一个负面影响是，通过开药来维持医院的生存，维持医生的收入。

很多人质疑“药事服务费”换汤不换药，是变相的“以药养医”，这个质疑是对的。降低药费必须要使群众感到有好处，不要通过内部价格调整来维持医院的生存，而是通过政府增加拨款。

过去政府在药房建设、药剂师的工资等方面基本没有投入，只是希望通过市场化来提供收入。

如何看待南京的“药房托管”模式?(自2002年全国卫生系统柳州会议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开展“药房托管”改革试验，就是将医院药房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权仍属医院，将经营权和管理权交给医药公司，双方按某种方式进行利益分成。 南京市从2006年开始大规模推行。目前，已经有156家二级以下的医疗机构实行了“药房托管”。)

廖新波：其实“药房托管”是另一种方式的“以药养医”，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畸形的做法。

因为“以药养医”是政府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试图为医院解决经费困难的一种政策，现在你把“以药养医”剥离出来，减少了医院的收入，而让企业分享“以药养医”带来的利益，本身出发点就错了。还会导致中间环节增多，是一种不好的做法，不应该提倡。

我认为处理“以药养医”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以药养医”，一是完全脱离，药房完全按照市场化来运行，不要政府干预。这里不该有中间路线，一个不彻底的改革，将会带来诸多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