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保护倡导者

医学博士Deborah Peel

当问到她是否反对医疗信息技术时，Deborah Peel笑了笑。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师，以及国家患者隐私保护方面最坦率的倡导者。Peel表示，她从未否定技术。

“技术肯定不是问题，”她指出。在成长过程中，据Peel观察，计算机能够解决各类问题，这是从他父亲那里获得的经验，他的父亲是国际公认的计算机科学家和诺贝尔提名奖。

“问题存在于我们的法律政策，而医疗信息是数字时代最宝贵的信息。”因为国家尚未出台健康隐私法和政策，信息技术在设计过程中没有把隐私问题作为核心问题。

19世纪70年代Peel在任德克萨斯州布莱肯瑞吉医院精神病学科主任一职时提出了保护患者隐私的提议，此后八十年代她一直担任这个职位。

在任职期间，约10%的医院住院患者患有某一类型的精神疾病，她花了大量的时间为这些患者提供服务，提高了心理健康服务水平。

与此同时，在这段时间，Peel还发现联邦医保在心理健康、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方面的投入从全部医疗保健投入的8-10%锐减到区区1-2%。

根据这种情况，作为一名弗洛伊德学派分析师，她目睹了人们对精神病患者、因滥用药物而失智的患者的歧视，这些患者对旨在培养信任感、改善人们健康状况的医疗系统失去了信任。

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Peel发现他的患者中参与健康计划的比例忽高忽低。她发现，很多患者因为有精神问题和滥用药物的经历遭到了医保拒绝。

“人们积极治疗疾病将会受到惩罚，”她说。

“我是一名精神病医生和弗洛伊德学派分析师。如果这些信息出现在互联网上，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找我谈?他们没找过我，他们也不会找我。”

Peel指出，另一个影响患者获得治疗的因素是他们对自己受保护的医疗信息的共享和传播没有发言权。2002年出台的《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删除了征得患者同意事项的规定，意味着涉及的单位不再需要获得患者的书面同意书就可发布受保护的健康信息来进行治疗、支付和手术。

她补充，医疗行业未能认识到这些变化的深远影响。

2014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调查了美国成人对医疗数据隐私性的看法。结果发现，在1,500名受访者中，超过12%的受访者出于隐私和安全方面的顾虑，向医疗服务提供者隐瞒了数据。在全国范围内，这代表着美国近3800万人向医疗服务提供者隐瞒了医疗数据。不仅如此，这个数字还并未包括那些出于隐私和安全方面的顾虑放弃治疗的人们。

“如果有3750万人撒谎、被遗漏，那么错误率会是多大?”Peel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也没有研究。”

另外，Peel指出，每年还有500万至600万人推迟或放弃危重疾病的治疗，例如癌症、抑郁症、性传播感染等。

“这两件事意味着美国每年有4000万至5000万人由于认为医疗系统不值得信任、担心信息被公开而说谎，”她说，“这个数字触目惊心。”

医疗行业急需转型，考虑到这些人仍然不信任医疗系统的严重后果。

“你不能用一系列技术和监管工作来换取这一重要的关系——医患关系。”为了患者而工作正是Peel继续奋斗的目标。